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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人結婚的李善旭(36歲)是一個擁有3個孩子的全職主婦,八年前開始在香港生活的她生活經曆與韓國幾乎相同。隨著房價不斷上升,92.4平方米(28坪)的住宅每月房租就高達3.2萬港元(約合470萬韓元)。教育費用的壓力也非常大,上小學的老大和讀私立幼兒園的老二每月需要花費212萬韓元費用。因為缺少照顧孩子的地方,周圍的職場媽媽們普遍雇傭外國保姆(平均工資為61萬韓元)。李氏說“這裏的住宅面積太小,教育費用太貴,所以都不願多生。大部分都只生一個孩子,全力撫養成才,導致香港的私教競爭比韓國還要嚴重”。香港的出生率為1.20名(去年初步估算值)。韓國、台灣、新加坡等地也表現出了類似情況。這些國家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高速增長,因而素有“亞洲四小龍”之稱,高速的經濟發展帶動這些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突破2萬美元,邁進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但在2000年代之後,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普遍放緩,人口結構普遍出現變化,出現了低出生率與高齡化等同病相憐的問題。以去年為準,四大國家和地區的出生率均徘徊在1.18~1.24之間。低出生率現象正逐漸演化為一種社會問題。台灣青年被稱為“22K一代”(大學畢業初薪為2萬2000台幣,約合78萬韓元),並不斷推遲結婚和生育時間。台灣英文報紙「China Post」今年5月曾報道稱“台灣最頂級的名牌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等大多數大學普遍遭遇生源不足問題,存廢問題堪憂”。香港不斷有人對飆升的房價、僵硬的職場文化以及過度的私教費用進行指責。韓國和新加坡則有越來越多年輕人對結婚和生育持負面態度,未婚的高學曆女性數量越來越多。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亞洲低出生率問題日益深化呢?專家們指出,亞洲雖然具備與西方國家相似的生育休假、育兒休職等製度,但性別角色分工的問題依然存在,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等觀念沒有跟上,都是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研究委員申允貞(音)在去年的報告書中指出“女性在家庭與勞動市場的角色迅速發生變化,長時間勞動和非彈性的勞動環境等情況卻始終沒有改變,導致了放棄生育的惡性循環”。首爾大學保健研究生院教授趙瑛太說“現在30多歲以下群體的教育水平普遍高於老一代人,但他們獲得相應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可能性卻大大降低,因而在生育問題上猶豫不決”。每個國家和地區的低出生政策各不相同,而新加坡在此方面一直走在前列。1975年出生率下降到保障人口不減少的更新率(2.1名)以下之後,新加坡在1987年頒布“結婚與家庭一攬子政策”,2011年設立相當於負責統籌指揮的“國家人口才能部”,該部門100多名工作人員中,專門負責低生育事務的工作人員數量多達20~30名,並積極借鑒周圍國家的經驗。此外,社會家庭開發部還設立了專門負責為未婚男女牽線搭橋的社會開發網絡鏈接(SDN)機構。國家人口才能部政策企劃科長唐子輝(音)說“我們不斷頒布一攬子政策,並成立指揮中心,再加上領導人的出面,出生率似乎已經恢復穩定趨勢”,“思考方式不會突然發生改變,需要一定時間”。韓國從2006年開始頒布低出生率政策,但因為至今尚未成立負責整體政策協調的指揮塔而備受批判;台灣也沒有另設單獨部門,由行政院屬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同時負責低出生問題和經濟計劃等工作,並於2008年首次發布「人口政策白皮書」,頒布了子女稅收減免優惠和不孕手術援助等具體政策;香港2012年成立了民官聯合“人口政策調整委員會”,由於從中國本土流入的人口太多,香港頒布政策的速度也相對較緩,香港「信報」曾在今年5月的專欄中指出“鼓勵生育的國家和地區有必要設立專門部門負責低出生問題”。如上所述,亞洲四小龍雖然采取了多種政策措施,出生率和新生兒數量卻仍然沒有明顯增加。亞洲大學名譽教授崔鎮昊表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低出生率問題預計在未來10~20年之內都難以得到解決,各國政府需要考慮製定一些更佳切實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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